联丰优配林毅夫：最晚明年，中国将成为高收入国家

北大新结构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说，最晚明年，我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。

4月25日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合肥的一场演讲中表示，最晚明年，中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。

林毅夫指出，当前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为人均国民总收入13935美元，而我国与这一标准仅差135美元，因此“最慢明年，我们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，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。”

从表面数据来看，林毅夫的判断有充分依据。2025年，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3953美元，人均GNI为13875美元，确实已经接近世界银行的标准线，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，单纯以这一数字就断言我国即将成为高收入国家，显然过于简化。

首先我们要明白，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们普通人理解的高收入吗？

显然不是。

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，其本质是为国际金融机构发放优惠贷款而设定的资格线，绝非我们普通人理解的“高收入”。

正如经济学家马光远所指出的：“世行所谓的高收入国家线，压根就不等于富国线！世界银行的所谓高收入国家的标准，是为世行发放优惠贷款用的。世行是扶贫的，要对全球一些收入比较低的国家给优惠贷款，所以要画一个标准，哪些国家给优惠，哪些国家不给优惠。你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就不能享受优惠了。”

换句话说，这一标准看上去更像是“及格线”，一旦你达到这个及格线，就不再享受国际优惠贷款资格，就没有贷款上的优惠了，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真正进入了富裕国家行列。

林毅夫将这一技术性标准等同于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，存在严重的概念混淆。

毕竟一万多美元，不管怎么算，也远远谈不上大众理解上的“高收入”。

当然，更戏剧性的是，世界银行设定的13935美元的门槛，其实只是和当前全球人均GDP（13800美元）基本相当，这意味着即使我国跨过这一门槛，也只是达到了全球平均水平，如果平均水平就算高收入国家，那这个高收入国家行列的“水分”，显然也是非常大的。

所以，严格意义上，世界银行的这个所谓“高收入国家”标准，其实只是优惠贷款的标准，绝非我们理解上的高收入标准。

那么真正的高收入标准到底是什么呢？

这就要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经合组织等机构衡量的标准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发达国家”，而目前，要成为发达国家，其人均GDP通常要求在3万美元以上。

如果按照过去五年我国的人均GDP增长率5.6%来算的话，要达到人均GDP3万美元，那么我们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，人均GDP才可以达到3万美元，也就是说，差不多要等到2040年左右。

当然，如果汇率发生了变化，那么也可能导致3万美元的时间提前或推迟，但不管是提前还是推迟，都不可能是明年。

而我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是什么呢？

其实还是增长。

如果是按照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，我国早在2021年就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了，当时也仅差一两百美元，而现在四年过去了，差距甚至还略有拉大。

究其原因有三个。第一是新冠冲击增速受到影响；第二是国内物价低迷，导致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；第三就是汇率贬值，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，让我国哪怕是在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下，也难以实现最终跨越。

而这，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困境。

自2010年达到高点后，经济增速就开始慢慢回落，其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约束条件已从过去的“供给约束”转向“需求约束”。从2023年到2025年，我国GDP平减指数连续11个季度为负，名义增长持续低于实际增长。这导致了宏观与微观的“温差”，其根源在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低了约20个百分点，呈现出“消费的结构性偏差”。

过去这个问题也存在，但因为地产、外贸的升温，高增长掩盖了这些问题，今天虽然外贸仍然强势，但增长的点少了，掩盖的问题也就被暴露出来，进一步拖累了增长。

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存在近20个百分点的结构性偏差，这一差距并非偶然。其深层次原因在于：首先，我国长期以来存在重投资、轻消费的体制机制与宏观倾向；其次，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两方面问题：一是总体水平偏低，二是内部差距较大。当前，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服务消费领域，商品消费则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。

而服务消费，本质上也是由收入决定的。当收入上不去，商品消费基本饱和，那么服务消费就很难增长。